谈道德更要讲规则
日期:2019-06-19
来源:吉林日报

  当一个人做了力所能及的好事,是不留其名婉谢感恩馈赠,还是留其名并欣然接受呢?相信大多数人会出于道德形象的考量而选择前者。因为,乐善好施、不图回报早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,融入了我们的血脉。然而,这个问题早在春秋时期,孔子已为我们作出了不同解答。

  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·察微篇》中记载:鲁国之法,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,有能赎之者,取其金于府。子贡赎鲁人于诸侯,来而让,不取其金。孔子曰:“赐失之矣。自今以往,鲁人不赎人矣。取其金则无损于行,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。”子路拯溺者,其人拜之以牛,子路受之。孔子曰:“鲁人必拯溺者矣”。

  这里面讲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故事。一则是“子贡拒金”。鲁国有一条法律,如果看到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,能够把他们赎回来恢复自由,就可以从国家获得补偿和奖励。孔子的弟子子贡,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,他从国外赎回不少鲁国人,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补偿奖励。孔子听说却给了他差评。他说:“子贡,你错了!向国家领取补偿金,不会损害你的品行;但不领取补偿金,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落难的同胞了”。另一则是“子路受牛”。说的是同是孔子弟子的子路曾救起一名溺水者,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,子路收下了。孔子高兴地说:“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”。

  对视仁义礼为生命的孔子来说,推崇人们做好事并取之报酬,似乎令人有些不可理解。甚至在思想解放、观念开放的今天,也并非会为人们所认同。但孔子颇有远见的睿智做法不仅对后世影响之深远,也彰显其思想之伟大。正如《了凡四训》中所提出的:“人之为善,不论现行而论流弊;不论一时而论久远;不论一身而论天下”。

  春秋政治家、思想家管仲曾说过:“有道之君,行治修制,先民服也”。意思是,善于治国理政的人,懂得通过制定有效制度来管理国家,从而达到众民皆服的目的。

  在社会关系领域,法治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对规则和制度的遵守。孔子批评子贡而赞赏子路,正是基于对规则的尊重,对一种长久且利民制度的期盼。否则,只会让“鲁国之法”成为一纸空文,“鲁人赎人”“鲁人拯溺”的好事也难以为继。

  胡适曾说过,“一个肮脏的国家,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,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,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;一个干净的国家,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,谈高尚,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,人人大公无私,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。”这也提醒我们,德治与法治是互为补充不可偏颇的,只谈道德不讲规则的社会是虚伪的,也不可能形成健康文明的良好风尚。

  “子贡拒金”与“子路受牛”也折射出一个舆论导向和价值选择问题,即是致力打造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,还是刻意营造“精神至上”的环境氛围?特别是在人们报效国家、建功社会、服务民生、勇于奉献、辛劳付出时,比如见义勇为、救死扶伤,也如从军报国、慈善捐助,等等,如果一味拔高其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范,而不给予物质回报和权益保障,恐怕不免伤人又伤心、流血又流泪,袖手旁观、人人为己的冷漠就会成为时代的面孔。如此,片面单纯的教育与引导,只能导致空中楼阁般的“高言伪议”,让人敬而远之,而缺乏自觉追随的公信力。

  追求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应有之义。西方不少国家对拾金、追逃规定要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酬,如德国民法典规定,遗失物的拾得人有权向受领人请求报酬。遗失物价值在1000马克以下者,拾得人的报酬为5%;日本遗失物法规定,接受物件返还的遗失人,须得向拾得人支付该物件价值5%以上、20%以下数额的报酬。而在我国海外追逃追赃过程中,由于在向外国请求协助时没有明确的互惠性机制,有的国家自然没有义务“帮忙”,毕竟外国协助追逃追赃也需要付出成本和劳动的。

  马克思曾指出:“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”,“‘思想’一旦离开‘利益’,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”。恩格斯认为,“利益是思想的基础,利益决定思想”。这告诫我们,合理的权益保障和必要的物质激励,是对人心向善的呵护,也是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的不竭动力。必须重视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,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重,追求崇高与追求公平同步,切实消除干部群众干事创业、向上向善的思想障碍和机制篱笆。(王厚明

责任编辑:王欣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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